你若问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一窝蜂地选择出国？我不清楚。我只知道，大环境使然。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，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。国门打开，西方思潮不断涌进大学，吸引着年轻人想去外面看世界。沿海地区较发达的城市接收信息量比较快，出国留学，变成一种时尚，一种探求真理和解放思想的潮流。

 

有些人选择出国，是为了追求知识。比如自己研究的课题在国外更先进和系统,这在理工科尤为明显；有些人并没有明确目的，反正大家忙我也忙，随波逐流；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对国内环境的颓废和失望，选择背井离乡。我认识一个女朋友，她原来根本没有出国的打算，最后看大家一个一个远走高飞，身边可聊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一下子恐慌起来，饥不择食地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并不爱的人，终于和朋友们在他乡团聚。

 

原本，他可以早些去美国，但因为是秋季入学，早过去也无所事事，所以就干脆就先留在学校消磨时光。那两个月，他们这些研究生每天在宿舍白天睡懒觉，晚上打通宵麻将，饿了就去南园餐厅买宵夜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，赛过神仙。

 

谁能料到，在国内舒坦混日子的这两个月，竟让我们在美国多奋斗好几年才拿上绿卡。世事难料，这些都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 

我们买的是六月中旬的机票。临行前，朋友们为他在系活动室举办了一个Party，热闹了一番。他凭护照和签证去银行换了可怜的几十块美金，凑上黑市换的，他姐夫给的，一共也就一百多美元。我们的老朋友、来自石河子的老夏怕我们对付不了两件笨重的行李，坚持要送他到上海虹桥机场。

 

那些日子，为了忙他的出国，我里外操劳，不但口腔溃烂，连嘴上都长满了水泡，少有的难看。

 

上海这座繁华城市我很小的时候去过，这次送他出国，算是第二次来。

 

为了交通方便，也为了节省钱，我们一下火车，就选择住宿在离虹桥机场不远的一个地下室里。地下室阴暗、潮湿，闷热、不见光，里面住的全都是外地人。空气污浊难闻，而且流动人多，非常不安全。我们不敢把行李寄存，只好随身携带着两只笨重的行李出门办事。多亏了老夏帮忙，要不然真不知道怎样应付。

 

那时候信息不发达，手续又繁复，好不容易东问西问，走了许多冤枉路，才找到航空公司大楼确认了机票。大家都累了，决定选择一家上好的西餐厅好好享受一顿西餐。

 

几乎没有犹豫，我们三个穷学生就走进了一家叫做“红房子”的雅致餐厅。门前有门卫给我们开门，彬彬有礼。他们清一色男服务生，全部穿着白色的制服，戴着红色的帽子。我们选择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，服务生热情地摆上菜单。我打量室内的环境，干净整洁典雅舒适，还有音乐传来，真不愧是高档餐厅，布置的风格觉得西欧型。更让我喜欢的，是餐厅里只有我们一桌客人，好不自在。等我的脑袋从环顾四周转回到菜单上时，立刻傻眼了。

 

我的妈呀，怎么那么贵？连一盘简单的蛋炒饭价钱都高得离谱。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当时具体多少价钱，但是那种几乎虚脱的感觉，让我现在想起来还会心跳加快。我知道我们所带的人民币有限。我赶紧看身旁的两个男人，只见他们正专心研究菜单，仿佛研究一项难解的数学题，不动声色，没有表情。这种没有表情，就是他们的表情。

 

我仿佛看见四周围服务生的眼光全都聚集在我们身上，正在嘲笑我们的尴尬和窘态，除了音乐，餐厅里静悄悄。

 

多少年以后我发现一个现象，那就是：人越是穷的时候，越是爱面子，反而出手阔绰，生怕别人看出内心的胆怯。人没有底气，就会用清高和不屑一顾来陪衬，实在是可悲。换作现在的我，看出红房子华而不实的菜单，我会很平静地站起来，礼貌地对服务生说：“对不起，这个餐馆没有我要点的东西。”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。但是，在那个Moment，我做不到。不但做不到，而且还要点贵的，点上好的菜肴撑住面子。

 

还好，我们三个人保持住了应有的风度。当服务生走过来轻声问我们点什么菜时，我们还煞有其事地询问了这道菜的具体做法，以及口味是欧式的还是美式的。我不记得他们俩点的是什么了，我点的是最便宜的“蛋炒饭”。我没有吃出西餐的味道，只觉得淡而无味，比我自己做的差太远了。

 

不知道是怎样付的帐，也不记得是怎么走出餐厅的。三个人默默地走出很远，才哈哈大笑起来，互相调侃刚才的一幕。结果一问，肚子根本没吃饱。妈的，这事闹的，什么破上海，花了那么多钱却没吃饱饭，这不是冤枉嘛。我们只好又在路边买了几块烤红薯，才算让肚子感觉舒服些。大家把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一数，除去返回南京的两张车票钱，所剩无几。

 

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提箱出了门。在街口买了油条糯米团当早餐，然后就随人流挤上公共汽车。我们必须提前赶到航空公司大楼前，他们的大巴山提供免费送机场，但是时间是固定的，去晚了就只能赶下一班的班车。这些重要的事情在头一天一到上海就了解到了。

 

到了虹桥机场，那里已经有许多排队的人。那时，候机不在大厅里面，而是站在外面排队，送行的人只能送到机场门口挥手告别。铁栏杆阻断了人们的缠绵和眼泪。我们三人顺着人流往前走，还没有时间酝酿离别的愁绪，他就推着车走进了大厅。等回过神来想有所表示时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他挥挥手让我们赶紧回去吧，我和老夏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 

那时，南京-上海的特快列车刚刚通车。因为上海是始发站，所以整个车厢里空落落的几乎没什么人。我和老夏各自选了一条硬座长椅，躺下就睡着了。这几天的奔波操劳，实在累坏了。到了苏州车站，老夏和我把最后一点钱拿出来数，够买一只烧鸡和一瓶金陵啤酒。于是，我们俩靠着啤酒和烧鸡，一路到南京。

 

出了火车站，南京城已经万家灯火。老夏在珠江路下车回学校，我则坐到新街口下车，再走一段不远的路，回到位于沈举人巷的小屋。

 

（未完待续。。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