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记忆 – 出国这件事(一)

 和他谈恋爱那阵,妈妈内心很矛盾。这之前,她见过几个和我交往过的男孩,几乎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满意,唯有第一次把他带回家,她就格外满意。

 

 

  人和人是有缘份的,按我妈的话说,对上眼的事,就不是人来算的,是老天爷安排好的,不可违命。只是,我妈妈有一个顾虑,怕我跟他回新疆。我知道,为了我大学毕业能分在内地,他们几乎倾家荡产,费尽周折,光驼毛和土特产就不知买了多少,用处就是用来打通关系。现在闺女又找了一个新疆人,这可怎么好?

 

 他开玩笑对我妈说:“如果我把你女儿带去比新疆更远的地方,你愿意吗?”我妈一听就犯了糊涂。比新疆更远的地方?那会是哪里呢? 我和他都不告诉她,看她紧蹙眉头不得其解的模样特别逗。在妈妈的心里,新疆是她这一生去过的最远地方了。大漠戈壁土坷垃,洋芋白菜萝卜干。要不是当年年轻气盛一心只想远离那个复杂的家庭,打死她都不愿再回去。

 

  我递给妈妈一本世界地图册,让她看。她一边翻,一边自言自语:“总不会跑去外国吧。”

 

 “为什么不能去呢? 很有可能。”我调侃道。

 

  妈妈一下子就急了眼,几乎失声地拽住我的胳膊:“外国兵荒马乱,有枪就可以随便杀人,到处乌烟瘴气的,黑人那么多。你们在国内有很好的前途,有工作就有金饭碗。像你们俩,一个博士一个大学生,日子会过得舒舒服服,为什么想着要去外国?再说了,这里是社会主义国家,有劳保,到了国外,你们身无分文怎么活呀。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你了?”妈妈一下子冲口说了那么多的话,脑子里弥漫着丰富的联想。她开始关注电视节目。当然,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,电视里播出的当然是:社会主义天天都是莺歌燕舞,人民安居乐业;资本主义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,到处杀人放火。

 

  妈妈特别迷信,她一遇到难事就去找瞎子算命。这次也不例外。她找到乡下一个算命瞎子,送上我的生辰八字。瞎子告诉她:“你女儿端的是外面的饭碗,不会留在你身边。”妈妈让瞎子算一算是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。瞎子的破簸箕摇了又摇,最后定格在一处,说:“西北方向。”妈妈几乎要昏过去。那不是就是新疆嘛。当然,后来妈妈知道我们要留学的国家是美国,而美国就在地球的西北方向时,她就更加坚定不移地迷信了,还逢人便宣传瞎子的神奇,免费替他做了许多的游说广告。

 

  妈妈认了命。最主要的,我想她着实喜欢这个未来女婿。有他照看着我,就算把我带到天边,也应该是最好的托付。女婿书生气太重,以后过起日子来,女儿受委屈的事情估计不会发生。我不知道她背地里为我操了多少心,又有多么焦急。只记得,在那段时间,她的体重一下子掉了十几斤。

 

 那时,他的同学都在积极准备留学的考试。研究生没什么钱,而我已经在银行工作。有的时候王主任会从小金库里拿钱发给大家。我就用这些钱贴补他,让他在学校的餐饮部买阳春面和小笼包改善生活。

 

  事情在按部就班地进行:考托福,考GRE,准备出国的资料和证明。入冬时节,他正式像我求婚;春夏交错之际,全国发生了那件事情,许多人都加紧了办理出国的脚步,事情变得刻不容缓;同年秋天,我们去街道领了结婚证;第二年春节在两家先后办了酒。很快,他收到了美国东部一所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书。办好了学校退学手续后,我们开始置办出国的行头。

 

  他的同学孙少坚先他一步落脚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。我们写信咨询他需要带些什么东西去美国。老孙在回复的明信片上只写了这样两句话:“打开行李箱,就可以生存。盼早日来美相聚。”

 

  于是,我们分头写信向两边父母借钱,为他置办西装,从头到脚,里外一新。我们又买了锅碗瓢盆铲筷勺鸭绒被床单毛衣手套袜子等生活用品,即打开箱子就能解决吃饭睡觉问题,当然不能忘记他那一摞专业书。把两个行李箱塞满后,再放到秤上过重量,折腾来折腾去,终于连一只牙签都塞不进去才算数。

 

 我们俩纯属裸婚,一个读书,一个才工作,根本没有积蓄。办完了酒席,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分别给了我们俩一些钱,那是亲戚朋友们送的一部分礼金。为未来打算,我们一直把这些钱存在银行没敢挪动。现在时候终于到了。

 

  我们把这些钱小心翼翼地从银行取了出来。而它,刚刚够买一张从上海飞往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单程机票。

 那年夏天他临出国时,朋友们在物理系的活动室热闹了一个晚上,为他送行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,这里面有那么多熟悉的朋友,里面许多人后来也出了国,分布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。

 

 

(未完待续。。。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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