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记忆 – 上学这件事(一)

 (十六岁的红花)

考大学

 


 
   我读高二是在1983年,那一年,高中仍然实行两年制。我因为脑袋发昏谈了人生的第一次恋爱,结果名落孙山榜上无名。后来,奎屯市第二中学办了一个补习班,我和许多落榜的同学一起报了名,准备继续复习再次参加高考。记得是预考过后的6月初,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,KT市银行系统搞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招干考试,我得了一个第四名。当时招干有一项硬性规定,就是考试合格被录取的人不能再参加高考。后来听说考第一名的一名女生自愿放弃招干资格,一心只想考大学,结果我捞了个便宜跻身第三,进了KT市农业银行上班,成了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。


   走进KT市农行工作的第一天,是1984年6月17日。有日记为证。


   从高考的独木桥上解脱出来,心里真是畅快,肩头的重担卸了下来,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无比轻松。记得上班的第一个星期,银行就发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供我上下班骑。我的父母因为我工作稳定而感到很满足,而我自己的心里却仍旧怀有梦想:就是接着复习,圆上大学的梦。


   当时,我被分配在KT市支行西城分理处实习,分理处加上我一共只有四个人。那是一个很温暖的集体。小刘活泼逗乐爱开玩笑,小赵工作严谨一丝不苟,谢主任宽以待人没有领导架子。分理处的工作很轻松,每天的业务量极少。傍晚八点下班,我们一起骑车回家,有的时候还骑车比赛,而他们总是让我骑在中间,说是要重点保护。那是一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。


   虽然步入了工作岗位,但是看见旧日的同学依然背着书包日夜备战做最后的冲刺,我的心里又很失落。继续工作还是参加高考,我很矛盾。父母的意思是,如果考不上名牌大学还不如在银行工作,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上哪里去找。因为实习就是做出纳开单据,每天下午盘点,渐渐地,我就失去了初有的新鲜和好奇。最明显的是自从工作以后,我早起读书背单词的习惯丢弃了,习性上也松散了许多。我知道有许多同学羡慕着我的这份工作。说真的,把到嘴的肥肉丢掉,重新拾起课本过独木桥,我还真没有信心有百分之百考上的把握。如果再次落榜,那岂不是竹篮子打水,两头都落不着吗?我很苦恼。


   最终,在距离高考不到一个月的日子里,我还是拿起了书本继续读书。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,有我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甘心,也有想走出戈壁滩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的野心。但是,真正在我人生的转折点上,鼓励和督促我上进的人有两个,至今想起来都无法忘怀,感恩备至。是他们,在我日渐懒惰下来的日子里,给了我最大的帮助,让我终于踏上了追梦的列车,实现了我青春时代的最完美的理想。这两个人,一个是我的分理处主任谢雄,另一个,则是我的小舅舅杨金坤。


   谢雄是一名上海知青,五十多岁年纪,是农行西城分理处的营业部主任。他为人和蔼宽厚,常和同事小刘、小赵开玩笑打成一片。我一走进分理处报名,他就握住我的手叫我“红花同志”,让我感觉自己一下子从学生变成了大人,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了。因为西城区的业务量少,我又是新来的女孩子,他们都体谅不让我动手做事,结果我就被晾在一边无所事事。慢慢地,我开始从家里拿来一只大茶杯泡茶喝,也学他们那样开始翻报纸找花边新闻和他们扯谈。


   有一天,谢主任很认真地和我谈话,问我是否喜欢做这样的工作,平平凡凡,昨天和今天和明天都一样,生活稳定待遇好,说是工作有保障其实也就是混日子,而且搞不好就混一辈子。我说,我想继续考大学,但是怕考不上丢人。银行工作总是铁饭碗,旱涝保收。再说,行里有言在先,国家职工不允许考大学。他知道我预考分数还不错,为我放弃高考而可惜。记得当时我们俩的谈话是在分理处的后门外面,不远处有几只羊正在埋头啃草,再往远处看,是一大片的空地,荒草蔓延。谢主任仿佛不经意地说了句话:“我这一代算是毁在文化大革命上了。我最后悔的两件事,一是没把书读完,二是离开上海来到了这里。”我并不理解他说这话的心情和意思,很茫然地看着他。


   过了一会儿,他从钥匙链上取下来一把钥匙,交到我的手中说:“这是后门的钥匙。咱们里面那间屋比较安静。以后你带上要复习的书本提前来单位,抓紧时间复习。我会给小刘和小赵打招呼尽量不去那间屋子打扰你。你复习的事情,我保证不传出去让农行的领导知道。你看怎么样?”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睁大眼睛看着谢主任。


   从此以后,我有了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。每天早上吃了早饭,我就骑车往西城区的分理处跑。除了偶尔去外间加入他们的工作实习一下,其余的时间都在加紧复习功课。七月初高考时间,谢主任准了我三天病假,我偷跑去参加了考试。 又后来,行里领导知道此事很生气,说是要把我们几个退回去,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,银行不得不做了退让,即考上就去考不上继续在银行工作。发榜那天,农行包括我在内的另外两名同学也都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,最后都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,离开了工作只有一个月的KT市农业银行。

 

南京记忆 <wbr>– <wbr>上学这件事(一)
  
    我的母亲是家中独女,但是她却有一个小她很多岁的弟弟,取名金坤。我年少的时候,几乎没有听说过我还有一个大我三岁的小舅舅。后来长大了,母亲陆陆续续告诉我一些家事,我才知道,我的这个小舅舅很了不得,个头1米92,是江苏省男排的运动员,常常出国比赛,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,是她们杨家人的骄傲。 


   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和这个几乎断了联系的小弟联系上的,在我刚刚考上重点高中的某一天,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孝陵卫南京体院学院的来信。打开信,从里面掉出两张彩色照片。一个高大、硬朗、挺拔、英俊的年轻人,穿着浅灰色的呢子大衣,黑色的皮鞋,站在樱花盛开的树下,对着我微笑。照片背面写着:摄于日本大阪樱花盛开的三月。


   金坤舅舅的字相当漂亮,信写得像日记一样随意和散淡。他简短地问候了我,然后就谈他的球场生涯,出国比赛,异国风光和逸闻趣事,以及训练的汗水。。。总之,他的思想和他的谈吐,是我那个年龄层的少女,在我身处的环境中很少听到看见的,就好比我站在一个低洼带,而他站在开阔的高岗上。虽然他是我的长辈,但是我却感到一种只有年轻人之间的共鸣和渴望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被他的气质和才华深深吸引,他就是我寻找的崇拜偶像。我一发不可收拾地“爱”上了他。这种爱,有少女一份朦胧的感情,可望不可及,但更多的是仰慕。


   小舅舅是我的长辈,但是他只大我三岁,几乎就是同龄人。而相比他而言,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,游历过那么多的国家,见过那么多世面,懂得那么多道理。。。我真的只能称为井底之蛙。那薄薄的两页信纸,还有那两张照片,我反反复复地读和看,好像有一只风筝牵引着我,跟着他一起去遨游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彩色照片;第一次接触到“出国”这个字眼;第一次知道他出国如出城,走遍了亚洲几乎所有的国家;第一次知道日本的女孩子多么喜欢他们,送他们照相机和香水,而且他们的行程走到哪里,她们就跟踪看他们比赛,并且狂叫他们的名字,俨然就是当今的“粉丝迷你团”。


   是金坤舅舅打开了我的视野,也是金坤舅舅在我心里扎下了一个飞出去的梦想。从他的信中,我知道有些人还有另外一种活法。这种活法叫潇洒。


   我和金坤舅舅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通信,时断时续。有的时候他出国比赛,就给我发明信片,那上面印有异国的风情。只要他回到南京,就给我写信。在我们互通的信件中,我总向他提出关于人生的困惑,或者父母的不理解,甚至书本上的问题,他都回答得令我满意。不但如此,他还对我的思想进行指导帮助,告诉我为人处事的道理。他说话的口气,有的时候是一个长辈对小辈的关爱,有的时候又有兄长般的严肃。我被他深深地带领。


我在一篇日记中写道:“金坤舅舅就是我心中的上帝。我愿意跟从你的脚步,听从你的教诲。现在,我努力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和清晰。考到南京去,考到舅舅的身边去。和他在一起,就是我的人生梦想。”口气狂妄,不可一世。可见,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对一个青少年人生,是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的, 甚至能改变他/她的人生观


   1984年的高考招生,南京大学在文科范围,全新疆只招四名。中文系、外文系、地质系、哲学系各只招一名。我本来报考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,有16个名额。但是临到志愿表递交上去的最后一刻,我把复旦依然划掉,郑重填上了“南京大学中文系”。老师和同学都劝我保守些,说这可是名牌大学,只招一名,万一进不去,就会落到新疆大学。当时我的意念很强烈。江苏,是父母叫做根的地方,是我的老家。而南京,是我向往的城市。在那里,有我梦寐以求想要见到的小舅舅。


   这是我人生当中自己做的第一个,也是最重要的决定。从此,因为这个决定,我的一生都已经改变。


   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84年8月13日的下午。我正在和同事们坐在分理处的柜台后面点数钞票。爸爸风尘仆仆地骑车子赶来。他晃动着手中一封黄色信封,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。好半天,他才说出一句话来:“女儿,你被南京大学录取了。”

 

(未完待续。。。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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