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出生贫寒，却酷爱读书。那年探亲回家，见墙上贴有老父亲亲笔书写的、明初文学家宋濂的散文《送东阳马生序》，字迹苍劲有力：“余幼时即嗜学，家贫，无从致书以观予，。。。”我明白，父亲是想借宋濂之文，表达自己虽出生贫寒，但追求识书的一生。

   现在想起父亲，除了他风趣调侃的说话口吻，忙忙碌碌地奔波在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身影，剩下的，就是父亲在小台灯下专心读书或者写字的样子。父亲抽烟，读书读到忘我的时候，烟灰就不住地掉在衣服裤子上，烧起一个又一个小洞，气得母亲这一辈子都在数落他，直到今天。

   有父亲在那里读书，我们自然不敢忘乎所以地疯玩儿，跑到他身边的脚步，自然而然就轻缓稳重许多。父亲不喜欢我们游手好闲的样子，他说，只有浅薄无知的人脸上，才写着愚昧的讪笑。他不许我们浅薄地傻笑和无端地附和他人，他督促我们读书。

   最怀念这样的冬天：晚饭以后，家里忙乎停当，炉子上会做一壶水，黑黝透亮的煤块把炉圈烧得通红，炉灰掉进炉膛下的深坑里，妈妈会把土豆或者红薯放进里面烤着，全家人则围拢在客厅里，开始读书。

   一张饭桌，妈妈和爸爸各坐一面，弟弟分坐两边。大人备课批改作业，小人背书写字画画，红花则有些特殊待遇，可以坐在家中唯一的写字台前用功，因为爸爸说我比弟弟要自觉，不用盯着。读书写字累了的时候，土豆和红薯也烤熟了，妈妈会把它们拨拉出来，盛在大碗里，一边吹着气，一边把焦皮剥掉，然后点着醋，大家围桌而吃。偶尔，父母会分享学校的同事或者他们的学生一些有趣可笑的事情，我们小孩子边写字边听着各样故事，虽然无意，却都有心。现在我想起来，从前发生在那些老师之间的曾经秘密的事情，很多都是从饭桌上听来的，那么多年过去，竟然没有忘记。

   这样的温馨画面，当我心痛无助的时候，总是在脑海里频繁闪现，并伴随着焦虑和不安。红花有的时候不明白，为什么现代文明进步了，读书的渠道便捷和多样性了，家庭的环境那么好，孩子反而不喜欢手捧书本了呢？

   看着现在的孩子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互联网上聊天、分享照片、发短信，好像时时刻刻都把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端地联系在一起，而没有自己片刻安静读书思考的时候，我就不能不焦躁无奈。不去读书，不擅思考，不去和智慧者对话，怎样说有一个成熟的自我发展呢？

   岁月无情，当我今天站在女儿面前，焦虑地质问她，你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前途的时候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已经变成了自己的父亲。

   好在，每个人都在痛苦长大，当年我无法体会到的父母爱心，现在都在慢慢体验。庆幸的是，父亲爱读书的习惯，遗传给了我。一杯清茶一本好书就可让我满足。父亲这样的角色，也许没有像母亲那样絮絮叨叨地细腻周到，但是，他来去匆匆的身影，本身就像是一本书，影响着我的成长和成熟。

   父亲一生乐观积极，勤勉自律，在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上贡献了大半辈子，直到身患严重糖尿病，直到退休。

   在父亲对人生心灰意冷，意志消沉的日子里，红花鼓励父亲写回忆录，一方面可以转移他颓废消沉的生存意识，另一方面，作为家族后代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义务，来了解祖辈移民的历史，他们奋斗的历史。个人的足迹，记录着心迹和情感，从苦难人生中，读到的是中国历史的斑驳痕迹。几年前的一个夏天，父亲把一摞纸递到了我的面前。红花细细品读，才知道，我自以为了解的父亲，却是有这那么多丰富情感的男人。好几个段落，可以感觉到他倾注着感情和热泪在写，我是一边读一边掉泪。感谢父亲在老年病痛的身体状况下，做了这件有意义的事情。它对我，是弥足珍贵的。

   父亲的《回忆录》写了家族的移民变迁史，主要是写自己从一个放牛娃到从事教育工作的近七十年的人生经历。因为谈到读书，因为谈到十五岁的青春，我有意把父亲求学之路的章节，摘录下来。

   幸福是从哪里来？幸福就是从今天和昨天的对比中来。

一，一件长衫

 

初小的四年，主要学习语文、数学，也有体育、图画。村小既学校，也是村民们晚上开会的场所。记得有一次开村民会，前埭上有个叫张文华的，翻看了我的作文簿，颇为赞许，并告诉别人说汉炳的作文写得如何好。他的一番赞美之词还传到了我家，父母听了大概也高兴了一阵。

春季，当时53年正宣传中苏友好，学生中开展演讲比赛，全县分设两个赛场，东片设在靖城镇，西片设在生祠镇。我作为学校选出的唯一选手，参加了西片设在生祠中心小学礼堂里的演讲比赛。比赛的前一天下午，父亲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那里，出乎我的意料。原来他是来给我送衣服的。

他手里拿着一件黑底黄条纹的长衫，叫我穿到身上，好上台演讲。这件长衫极普通，比起现在的西装、夹克逊色多了，我却至今难忘。一夜之隔，出发前母亲并未让我穿上它，肯定在家中没有，等到妈妈想起我将穿着那身旧夹衣登上讲台时，她老人家深感内疚，于是连夜买布，在灯下缝制，赶在天亮前完工，让父亲在我登台前送到会场，为的是不让我在众人面前太寒酸，太丢脸面。

穷人的孩子，穿戴向来不讲究，以穿暖为原则。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大孩子不能穿的让给小点的孩子穿，一个个让下去，补丁上摞补丁是常有的事。记得那时家里有一架纺车，一台织布机，用自家种的棉花纺纱织布，染色。妈妈白天在地里忙活，夜晚或雨天就忙于我们穿衣的事。兄弟姐妹所穿的衣服，绝大部分出自母亲之手，除鞋面布需要买卡其、斜纹布之外，连袜子、毛巾、书包都是用自家织的布做成的。朱伯庐先生在《家训》中说，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”我对此是深有体会的，也是身体力行的。

家里虽然穷困，母亲却尽已所能照顾为儿的“脸面”。因为在她看来，儿子能登上这样的“大”讲坛，是给了她脸面，她得尽最大努力给儿子以脸面。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啊！那次演讲的题目和内容至今已忘却殆尽，而那件长衫的印象却犹在眼前，并随我终生。演讲没有得到什么名次，得了两支铅笔，算是参赛的纪念。我愧对父母亲的一片苦心。

二，一支钢笔

53年7月小学毕业，考取了侯河中心小学上五年级。这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件大事。我有幸被录取自然很高兴。入学前的某一天，侯金根同我一起到广陵镇，花一块多钱买了一支我从未用过的新钢笔，回来急着试写，却怎么也不下水。

妈妈正坐在旁边，见我着急上火，不但不安慰反而火上浇油，说我没用，瞎了眼，买了个没用的东西，继而又打又骂。我生气出门往外走，刚到门外，她操起一把菜刀朝我扔过来。正在这时，网善妈从西边走过来，把我拉在身后，劝说了好长时间，妈妈才抹着眼泪，慢慢消下气来。穷急了，她是心疼那一块多钱呀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三，一双钉鞋

侯小的校址原先是座关帝庙，东南西北四幢平房，校门在西南角，简易厕所在西北角。四幢房围着一圈，中间就是操场。校园的北面也有一个操场。学校离家约3里多乡间小路。埭头上是水洞港，那时还通航。港上有一座破烂的木桥，走在桥上，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。平常的天气还好走些，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，要是遇到刮风下雨、下雪的天气，路就更难走了。

买不起胶鞋，妈妈就用土布做成钉鞋，（样子象两片鞋帮合成的棉鞋）涂上桐油，不透水，就权当雨靴了。这种鞋即笨重又难看，走在烂泥地上，走几步，鞋底就沾满了泥，跺不掉，甩不掉，得用小棍一点点拆，拆干净了才能穿上走，走几步又成老样子了，穿着它真是步履维艰，我戏称它是脚镣。所以，光光的路面反而不好走，得拣路边或河边长草的地方走，若是天气稍微暖和一点，宁肯光着脚走，也不愿穿那讨厌的钉鞋。

侯小东侧是左家埭，靠东埭头住着侯仁祖一家。侯仁祖的妻子和我母亲从小是好朋友或者结拜姐妹，母亲让我称其为舅舅。母亲见我上学路远，和舅舅商量，让我在天冷或下雨下雪天不要回家吃中午饭，就近在她家吃。这样，我可以减少一半在风雨寒冷中的跋涉之苦。高小阶段前后有两个时期过着这种“寄食中餐”的求学生活。

四，住店读书

54年，父亲把烧饼店从广陵镇搬到侯河，在当时的棉花收购站前搭了一个草棚作为店铺，（对面就是陈汉生家开的烧饼店）我上学就住在店里。这样，即可以少走路，还可以有时间帮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一举两得。

草棚大约10平方，临街是几块榻板，可以装卸，进内，左侧是一座直径一米的大筒炉，紧挨着的是一块用两条“三脚马”支起的，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的案板，右边内侧的土墩上放着一口和面缸，房边空地上和案板下放着面粉袋、木炭罐等一些杂物。晚上把案板翻过来，就是我们父子俩的床铺。早上，我要卸门板，做早饭（大米粥），给筒炉生火。忙完这些再就罗卜干吃早饭，上学；中午常吃菜粥，或是烧饼就开水；晚上在油灯下看书，做作业。

由于学习条件太差，又忙于琐碎的事，我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，期终考试轩数学59分而留级。55年的春天，住店期间，闲得无聊，没有什么好玩的。店旁有一副简易的单杠，我就上去翻着玩儿，不曾想出了意外，左肩关节扭伤了。当时并不觉得疼，几天后，左膀不能动，关节处又红又肿，到了这时才敢回去跟母亲说，是翻单杠翻的，这次母亲并没有责罚我，领着我到外科徐一仙家开了刀，放出约半碗的脓血，插入药线，贴上膏药，十几天后才好。

54年夏天发大水，家里进水有尺把深，盆子、罐子飘浮在水面上，缸锅支插在磨子上烧饭。那年的灾荒在我的记忆里是最严重的。田里无收，很多人家吃树皮、树叶，甚至吃“观音土”（孤山脚下一种尚未完全风化成泥土的细砂），排不粪便而不幸送命的。我家因为除了种田还兼开磨房、开烧饼店的缘故，比只靠种地生活的人家略强，只吃过榆树皮，没有遭多少罪。灾后，拆掉了破旧不堪的茅草房（期间发生一起小火灾，所幸没多大损失），盖起了四间五架梁的土坯瓦房，年底哥哥结婚。

大约从52年或是53年开始，家里开民磨坊，并置了轧面机（手摇的），用毛驴磨面，做小麦换水面，换馄饨皮子的生意，养了肉猪、母猪，麸皮喂猪，猪粪肥田，面粉既可以供烧饼店里用，又可轧成水面换小麦。直到56年的几年中，二姐、三姐都长大了，劳动力多了，我家才慢慢发展起来，基本上脱了贫。55年先后进入初级社、高级社，只是到了58年进入人民公社，家道才真正又走下坡路。56年下半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、公私合营，父亲因未加入过工商会，私营小店不让开了，又不能进国营店，暂时被侯河饭店（国营）聘用，当了做馒头、包子的师傅；二姐、三姐先后出嫁，我上初中，汉祥和素兰上小学，干活的人少了，用钱的人反倒多了，入不敷出，日子又变得艰难了。

五，感激母亲

    56年7月，我顺利考入初中，当时全县只四所中学，侯小的学生按东西区划，分别由靖城中学和生祠中学录取。与我同届的侯小的考生100多人，被两校录取的总共才十几个人，录取率在15%左右。能考上确实不易。

   因为离家远了，要上学必须寄宿，费用自然较高。为此，父亲和哥哥都不主张让我升学，觉得十六岁了，可以作为一个劳动力在家干活挣工分了，去上学家里负担不起。母亲不同意，她说，家族里祖祖辈辈没文化，都是受苦受穷的“睁眼瞎”，考不上没办法，考上了不去上多可惜呀。无论如何也要供我去读书。

   妈妈虽然自己不识字，但她很崇敬有文化的人，对医生、教师尤为敬重，她认为知书才能达理，戏文里都是那样唱的。妈妈爱看戏，从戏里明理，学习人情世故，教育子女，上小学时，妈妈喜欢听我朗读课文，听古戏中的唱词，好象从中可以得到莫大的精神享受似的。

   母亲在家里一言九鼎，我能入学初中多亏了母亲的支持，对此，我终生抱有感激之情。